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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ine Predock:它如同我胳膊里的钢板
文_刘昕怡 图_受访者提供 特别鸣谢_Paul Feh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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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ine Predock
1936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黎巴嫩。1985年被授予罗马奖（Rome Prize），2006年授颁美国建筑师学会金牌奖（AIA Gold Medal），2007年获得库伯休伊特国家设计博物馆（Cooper-Hewitt National Design Museum）终身成就奖。他的代表作包括：加拿大人权博物馆、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新墨西哥斯宾塞表演艺术剧院、纳尔逊艺术中心等。http://www.predock.com
麓湖艺展中心
麓湖艺展中心充分利用原始坡地地形，耸立的高塔致敬四川的羌寨，弧线形主体呼应着湖湾，立面的红砂岩与绿色植被，使它充分融入当地的环境之中。设计者Antoine Predock形容它为“巨石爆裂到0.001秒的瞬间”。http://www.a4am.cn/basic/932/nid/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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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建筑师和它作品的十年，如同有机体一样，从大脑到土地。在他70岁那年，他决定在中国完成他职业生涯里最特别的一个作品。我们和他的三次对话，希望能展现这个建筑和它身处时代背景中的一个缩影——如何诠释当代的文化，建筑可以赋予的多元性，在中国城市拓展中被阻碍的……
创造，不总是一帆风顺。
2011年12月12日
《麓客》:是什么时候，你决定要成为一个建筑师？
安托：我当时学习工程专业，感到了不满足。后来遇到了一个建筑师，他的生活和工作激发了我。于是我转而开始学习建筑，并爱上了它。这之前，我已经学了3年工程。那年我21岁。
《麓客》：你的第一建筑项目是什么？
安托：是一个新社区建设，挺小，但它所处的位置很广阔，是一大块的土地。我要尊重这片土地，所以它也是我第一个以生态为基础的项目，那是1967年。我在同一年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麓客》：你的早期项目都有某种相似性，比如从空旷的土地上突起的建筑，虽然后来建筑本身变得复杂，但依旧有一种“伏地式的宣言”。成都的地理环境不同，你怎样做有个人标签又有地域属性的作品，是通过创意点、建筑材料还是别的？
安托：人生就是一场进化。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内心在改变、阅历在拓展，你将越发深入地了解这个世界，并且多维度地调查和思考……如果我正在进行的是个一个城市建筑，这个建筑必须是有故事性的——这块土地、这片水域，它需要有某种表达，某种内在的关系。所以，无论是一个大的开放空间，还是城市里的建筑，我都能创造与这个地方有关的故事。
《麓客》：你喜欢户外运动，潜水、滑雪、摩托车……这些运动带给你了哪些不同的灵感和视角？
安托：你知道，建筑要解决关于实际功能的问题，这很容易。建筑也是关于身体穿过空间时的运动状态。所以我们要冒险，并且希望冒险是美妙的。这座建筑完成之后，我希望你有一种探索欲。如果一个地方你2分钟内便一览而尽，当然，那这个地方也没什么好探索的，对吧？对于一个建筑很重要的是，如何每次都能带来不同的体验感。建筑中的结构可以令人惊讶，如同在山中徒步旅行一样，发现不同的动物和森林。建筑中的变化是关乎于光，暗一点亮一点，你的感知都不同。
《麓客》：你关于经典建筑的标准是什么？
安托：有个词叫“永恒”（timeless）。一个伟大的大师在500年前创作了一幅美好的画作，这幅画在他的时代是具有意义的。当你在今天再看那幅画时，它是什么时候画的已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画作依然有一种力量驱使着你、改变着你。这就是永恒。建筑如同文学、电影等，建筑的风格在改变，但风格是短暂的，所以我对风格不感兴趣，我想要做的建筑是能具有永恒性的品质。当你在二三十年之后再看它时，你通过门把手感知它的修建年代，但是更大的感知来自于它如何驱动你、触动你的内心，并持久如此。这也是我希望我的作品也能做到的——永恒性。
《麓客》：在作品中，如何平衡客户的意愿和个人的作品表达？
安托：你是一个译者，进行语言之间的切换。我也是一个译者——客户告诉我他们的需求，我转换到建筑之中。我不会忽略他们的想法，并将其通过我这个“翻译器”转换出最适合的可能性，无惧时间考验的永恒性。
《麓客》：你自己的住所是自己设计的吗，是怎样的？
安托：我的房子修建于1973年，在里约格兰德（Rio Grande）的西南部，靠近河。因为地处沙漠，河流流经吸引了许多动物，比如说迁徙中的鸟类。这条河就是生命的源泉。从我家望去，能看到河流的完美景象，河背后就是起伏的高山……这里有一种特别的“山水”。山上有一座城市，灯光在山里闪烁，非常漂亮。当你从飞机上俯瞰时，你能看到城市之光，就在这条河流之上。人透过大自然、或是在摩托车上所观察到的景象对我而言很重要。
建筑必须与气候抗衡。在沙漠中，我的房子真的非常冷，比成都冷多了。即使春风刮得也很厉害，也许有些像北京周围戈壁吹来的风。风总是吹向一定的方向，建筑就得背对着风来的方向。我的家，用一面巨大的墙体来迎接卷着沙尘的春风，粗粝墙体的另一面，才是家温和的一面。
《麓客》：所以你也将建筑的这种双面性带入了麓湖的项目中？
安托：罗立平先生和他的团队构建一个绝好的“混杂功能”（mixture of uses），一个建筑集合了如此多元的功能，本身便具有实验性的。白天你来听一场演讲，晚上你来剧院看演出，你的生活随着空间功能性的白昼交替而延续。这不像你在办公楼上班，在黑暗中离开，这个空间自动地暂停了。功能的混杂是一个好的开始。
然后，中国有古老永恒的品质。我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但是它就在你们的血液里，在你们的DNA中。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我意识到了尊重这个地方、尊重一方水土蕴藏的更层次的品质是一种义务。尊重大地自有的存在方式、呼吸状态，与周围万物的关联互动。客户能够理解，我能做的便是竭尽所能地尊重土地。我们尝试了很多方案确保最后能够完美呈现。建筑与土地紧密连接，是直观物理上的，就像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一种动物，因为你是在安定的环境中创造了它。
还有一点很重要：太阳在哪儿？冬天的太阳很低，但你会想要有美好的日照空间；夏天太阳高而强烈，但你想要有个阴凉处。对特定元素的思考，使建筑设计变得具体，项目变得具体，如何完成它变得具体，而且最后取决于你是否真的想要完成它。这种思考并不常见，你只需要环顾四周，就会看到这家酒店和那栋大楼是如此相似，它可以存在于任何地方，毫无地域特色。这也是一种全球化。人人都有iPhone和iPod，全都一个样。美国建筑师来把美国的房子一模一样地建在中国……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品牌属性和真实性。
你知道，很多人只想要听废话（bullshit），没有感知也没有态度，也无所谓真实。
建筑的真实性与内在性相关联，场域和客户自有其内在品质。一个建筑师应该理解这种内在关联，通过知行合一投射于所要创造的项目中。
《麓客》：据说，你对麓湖艺展中心的屋顶进行了很特别的设计？
安托：我们今天在工地上看到很多红色切割的石块会用在这个项目中。还会有有玻璃，仿佛交错的水晶镶嵌其中。人可以走在上面，放心，它足以保护你。
2012年12月12日
《麓客》：收到那封邮件时，你的反应是什么？
安托：当我收到关于新路建设的通告时，我非常震惊。当你在创造一件艺术作品时——我将建筑视为一种艺术，而且就在即将完工的时候。然后……当你拿起一件作品，以随意的方式切割它，甚至不去考虑如何适当地进行切割……只是切一切，就这样。我非常地震惊，非常沮丧，它真地伤了我的心。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我甚至无法想象这怎么会发生。我工作的时间如此之长，有50多年了，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麓客》：所以这是第一次……
安托：从来没有！我曾今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工作，欧洲、中东以及中国的其他项目，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我非常地……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不想要跟这个项目有任何关系了。我只是想要走开。
《麓客》：知道消息之后，你做了什么？
安托：第一天晚上我完全睡不着，然后我决定，我至少得回来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可能。我能想到的是只能有两种方式——说“好吧”，然后接受它，它超出了我的能力；或者说“这事糟糕透顶了，但是有没有什么方法让建筑最精髓的部分可以保留那么一些”……但是，它永远无法成为它本该有的样子。
《麓客》：大家都非常地难过，不可抗力，无力挽回。
安托：山水的精神，是建立一种山水感，是阴阳之间的二元性。现在，它不再是自然界中的建筑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没有山水了。尊重自然，周围得要有自然啊。没有了！也许还有部分残存，所以我们在努力……我要告诉你，我依然骑摩托车。有时，意外发生。自上次见你之后，我摔断了我的胳膊，现在这里植入了一块钢板。我不想只是抱怨，我是一个积极的人。我必须怀着积极的心态成功地治愈它。但是你也知道，它将永远不会像以前那样完美。永远会有一道伤痕，如同我的胳膊里的那块钢板。
《麓客》：当我们明确我们无力回天时，我们害怕告诉你。作为建筑大师，你做了很多成功的项目，得到业界的尊重，我们不希望你承受——以你的年纪，只有极少的项目可以同时兼顾。
安托：是的，我的年纪已经相当大了。我还多有少年可以搞建筑呢？而且，这原本是我最特别的项目之一。当我发现中国的深厚文化时，我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在新疆游走，去云南的大理和丽江，去哈尔滨、桂林、西安，去敦煌的莫高窟，去上海北京……我不想成为又一个不尊重中国的典型老外，只是把他们在别地建造的东西生搬硬套地建在中国。我真的试图了解中国，去诠释时代下的中国精神——不只是一种怀旧和某种历史性，而是中国精神的延续性。
我觉得我的事业和工作是值得被尊重的。罗立平先生也很受伤，他不是典型的开发商，他做事很较真，他有信念和诚信，这是为什么我喜欢他，这是我为什么最初愿意做这个项目。我们第一次在洛杉矶见面，后来他来我的办公室好多次，从那时起，我们成为朋友并且彼此尊重。我知道他如我一样感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麓客》：你将怎样“治愈”这个项目？
安托：万华的团队有很多很棒的想法，我们正在头脑风暴如何“重来”。无论情况多么糟糕，我们只能充分利用当下，去治愈和拯救。这就像美国人的理想，走错了路，也要尽其所能地抵达。
昨天我们在工地现场，项目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三分之二消失了，我的心仿佛被掏空了。但是项目依然在生长，以顽强寂寥的方式。远远望去，湖面宁静，毫无疑问它依然会是很棒的项目，我们需要的，或许是时间。
2018年6月3日
《麓客》：怎么理解每个建筑项目当中存在的遗憾。
安托：当然很多项目当中有遗憾，有很多没有完成的事。这么多年当中我看到了诸多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突然发生的，作为设计师、建筑师，我必须要具有足够的适应里，要有韧性，这样才可以更好地去应对挑战，去解决各式各样的挑战。
比如有的人会问我觉得现在满意吗？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是所有游客都愿意来的目的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我也没有那么遗憾了。确实由于当时的打击造成了一些影响，我也很理解，原因就是这个好像是你自己的孩子，这对于我来说也像我的孩子，或者是我的孙子，因为我的年纪比较大。对于你的影响可能是比较严重的，我其实经常经历这样的情况，但这可能是最严重的一次。但是我们必须要去愈合这样的伤口。
现代的文化是很浅薄的，但它却有很深厚的历史，我们必须要去欣赏它，我们不应该复制文化，而应该去更新我们对于文化的感受。所以我们在建造那些有尖尖屋顶的仿古式建筑的时候，我觉得这对我们真实的古代寺庙其实是一种侮辱，因为我们不需要去复制它。
我从来不会说我设计出来的就是地标建筑。
我认为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更加的和客户合作，要变得更加务实，我们要做的就是尽职尽责完成我们和当地的设计，我们尽量可以保留当地的特色和精神，这就是我工作时的动力。
安托喜欢鲍勃迪伦的歌，有一句歌词，在82岁的他骑着摩托车上看到那个如同他体内钢钉一样的作品时，适时的浮现出来，“每条道路都很曲折，他们环聚在一起直到他们消失，我得承认我仍然听得到旷野的喊声”。
Dion McCarthy：建筑，由身体感知开始。
采访时间：2011年 撰文：刘昕怡 图片：Dan Sandoval
Dion McCarthy：麓湖蓝花屿别墅建筑设计师。DesignARC洛杉矶分部创始人，与Mark Kirkhart.同为建筑设计总监，他以DesignARC项目合伙人的身份获得了多项学术奖项。曾任教于美国南加州大学兼任设计专业讲师，并在包括南加州建筑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欧特斯艺术与设计学院、艺术中心设计学院、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等学校担任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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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是一种语言，就像诗歌和文学一样，有它的辞藻和韵律，但是渐渐的，你想要说好，说得更好，成为建筑语言体系里的专家。”
1989年，美国洛杉矶西部的Rancho Park，有一幢面积仅一百余平米的房子，被当地居民评为“区内最难看”，它狭长拥挤，充斥着中规中矩的传统风格且毫无吸引力。后来，房子迎来了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将它焕然一新，成为这个街区最富现代浪漫主义的作品。这个房子的男主人公就是Dion McCarthy——一位建筑界以严谨和空间美学著称的建筑师。
虽然Dion只是希望将这所狭长拥挤的房子改造出“a lot of living area”（很多生活空间），但是他对现代建筑设计的敏锐和与生俱来的艺术审美，使这个梦想之家无处不显示出主人对艺术、建筑和闲适生活的热爱。
现在Dion一家人住在洛杉矶一幢四百余米的别墅里，依旧由Dion自己设计。院落四周环绕着一圈花圃，Dion的印度裔妻子Anji从母亲和祖母那里继承的艺术品古朴地成列在室内，充满着祥和的东方韵味。Dion还饶有兴致地将自己的房子制作成不足10厘米的铁铸模型，送给很多中国的朋友作为镇纸，这个银灰色、小小的、沉甸甸的模型，这就是Dion建筑风格的缩影：大气古朴中透着低调华贵。
Dion认为，无论建筑的构造如何，它都具有独特的灵性，人置身其中可以尽情融入，彼此安心存在。高个头的Dion虽然在建筑上有着一套缜密的逻辑判断，但在生活中，却是一个情感非常柔软细腻的人，他热爱自己的家庭胜过一切，每年都会挤出时间陪家人旅行，为了不错过儿女的生日，他会恳请甲方调整一下工作档期。这个视家庭为重要财富的男人，将对家的温馨感知画作一幅幅充满感染力的图纸，他体察着居住者的生活习惯、小孩子在不同成长期的特性、访客暂住时的舒适融入……他通过对空间和尺度的把控，渲染着家的彼此融合、浓浓祥和。
“如果你不那么在乎，那根本就不能去做。如果只按部就班，那也太无趣了。”
35年前，Mark Kirkhart在圣巴巴拉创立了DesignARC建筑事务所，13年后Dion在洛杉矶创立分部，两人共同管理公司。Dion偏现代的建筑风格与Mark的兼具商业气质的偏传统风格相映成彰，他们成为完美拍档，使这个规模不大的公司有着刮目相看的过人之处。
这是一个聚散离合的团队，他们的工作状态总是马不停蹄地“在路上”。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从来没有停止工作，潜意识总在思量着设计上的事，只求那刹那间的灵光一现，并一直保持这样的思维状态。
每件案子，都会有很多的信息轰炸着大脑，甚至令人晕眩，但是极具诱惑的挑战刺激着神经，陈旧在革新，疲倦也无足重轻。Dion对自己身处的建筑行业有着博大责任心和的求知学精神，他的语调亲切却带有隐忍的严谨：“如果没有激情，我是无法在这样的强度下进行工作。如果你不那么在乎，那你根本就不能去做。”
麓湖的蓝花屿图纸被修改了N多次，目标总是不断地精益求精，每次修改都使它离目标更接近。在进行了“大尺度”的突破后，Dion的美国建筑思维让他对“小尺度”感到迷惑，在被万华邀请去参观了巴厘岛的顶级酒店和度假村后，Dion一下豁然开朗，哪怕小到如厨房、卫生间的尺度，都做到有精致和创意的突破，富于丰富的人性化体验。Dion非常在乎观点和视角的交换，他说：“如果只是按部就班，满足最基本地要求，那也太无趣了。但是有不少建筑师，就是这样工作的。”
“在美国，建筑师和设计师渐渐成为独立个体，习惯以自己的视角来工作，带有很强的观念，有时候我们需要弱化我们的观点，去感受不同的文化支点。”Dion微笑坦言，自己永远不会以太老、太自信、太固执为由抗拒独树一帜的新鲜思想，建筑是一个充满刺激性的领域，它需要有很强的观点，需要激情和热度去创造和开拓；但是不需要有固定的僵化思维，不需要糖衣炮弹。
【对话】
《麓客》：您很小就立志成为建筑师，这样的建筑启蒙对您的生活方式有怎样的影响？
Dion：对我而言，建筑是非常具有包容性的生活方式，这里有非常好的同步关系，当你认定某种特定的生活环境之后，会产生有“切身生活其中”的想法。当建筑并非被看过一件产品时，它就变得不同凡响，建筑师成为建筑庞大体系的一部分，与它同呼吸，同存在。
《麓客》：您将建筑形容为一种语言，如何理解这门语言并让更多的大众接受它，与之交流并产生共鸣？
Dion：建筑的结构如同阅读时的标点停顿，被分割为不同的章节，每个章节有不同的情感，组合在一起便有了兼容性的中心思想。所有的建筑，都是由人类的身体感知开始的，达芬奇就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麓客》：与万华团队的合作是您在中国的首例，不同的文化背景是否对建筑语言的交流带来不便？
Dion：我享受文化差异，与万华团队的合作给我们带来了机遇，在综合合作中给我们带来了额外的收获，我了解更多的中国知识。我们享受彼此带来的不同视野，让建筑本身具有国际化的语言，让更多的人看懂，这是麓湖项目的一个典型思想。
《麓客》：建筑语言体系也是建立在不同的文化环境纸上的，有过怎样别有生动的文化体验？
Dion：文化的差异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事。20年前，Adam到中国工作，那时候中国正处于巨大的变革转折时期，美国商人想要进口中国布料和衣服卖给美国的高档时装店，却不知如何出手，中国供应商茫茫然不知道客户的需求，于是他们有了一个文化对话的好时机。在建筑上，也运用了观念交叉的方式，建造了一个中国的常规形式——一面红色的喷漆墙，表达对中国文化中象征幸福和成功的一种致敬。同时，区域内也创造了美国特征，比如在等候间的咖啡桌上，摆放了一束肯塔基州干草。干草从集装箱转运而来，被当地人传成了漫天的嘲笑：“那些愚蠢的美国人，居然花2500美元用来买一束干草，我们只需要两毛钱就可以在路面要上买上一大把。”后来很多外国人留在中国做文化投资，中国的商贩也将产品卖到了美国，这在1989年是非常cool的一件事。文化意识形态最自然的流露，也能显示出不同的建筑逻辑。
《麓客》：您的作品有非常强烈的几何视觉，大小部分看似简单组合，却像谜一样，倘若拆掉某个部分，又不可再拼凑为一体，甚至像Jenga（积木层层叠）一样瞬间坍塌掉。
Dion：我关注建筑由内向外的空间感，当一个人置身于全新的“世界”，会对空间产生最初的个人感知，我们让这个想法渗入建筑理念，通过形象化的方式重新解决外装，使得整个氛围协调。我个人不是很偏好太疯狂、太偏离轨道、让人焦灼不安的设计感。
《麓客》：蓝花屿的建筑风格很现代、很时尚，跟中国常规的建筑风格截然不同，作为“外来”建筑，从设计理念到最后的执行，会不会存在同样的“水土不服”？
Dion：为什么雇佣不同文化的人来做一个特定区域的建筑？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纽约，Ian Paye先生为当时的建筑景象带来了特殊的东方色彩，这至关重要的先例成为六七十年代的一种趋势，这在他现在所做的北京香山别墅项目上也有体现。人们对事物的了解和判断标准，很大程度依赖于所理解的文化形态，作为一个设计师，将一个文化转移到另外一个新的事物上时，必然激发新的文化载体，这种“新”也会就成为文化的一部分。
《麓客》：做中国项目之前，您是否对中国的建筑文化有过很深入的研究？
Dion：仍然在不断的学习中，包括中国的传统经典建筑和城市规划方面。比如，之所以成为贸易都市是因为近河，还是临山。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建筑的前提是需要明晰传统精髓和陈腐思想的界定，经典文化是什么，城市形成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是什么，等等。环境的差异带来了不一样的文化生活状态，对理解建筑有决定性作用。我总是试图多来成都，观察光线，了解植物的生长情况、它的气味花期、交通情况、市民文明程度……这些细微之处在设计中非常重要。
《麓客》：很多国际大师都在中国作出了很有既具中国特色有很有个人风范的作品，关于两者的兼顾，您在蓝花屿上的设计上遇到了哪些问题？
Dion：在某些方面，它有很多严格极端的限制，而某些方面完全任由建筑师发挥，毫无禁忌，这是令人生畏的挑战。早些时候我在同Adam聊（Adam Dolle，DesignARC内装设计总监），何时收，稳住多久，何时放，怎么放手，这很难，考验着建筑师收放自如的技巧。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环境之下，有真实存在的强大地域能量和对新事物的渴望，在短时间内重塑自己的文化，非常考验外来的建筑师们。
《麓客》：这些“考验”和“限制”是否会阻碍设计的完整诠释，哪些方面的调整能使之平衡不失特性？
Dion：其实，我们很享受这些限制，得以在项目中被自主地牵引。在我看来，最糟糕的情况是“随便你怎么做”，那样最无趣。有很多开发商可以支付比现在高一两倍的报酬，却只要求我们做到现在一半那么好就已足够。我对我们工作室说，这不是“有利可图”的项目，这会丧失灵魂，趋向灭亡。我们总是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深知与优秀团队的合作，才能让工作变得更有价值。
《麓客》：面对不同的文化冲击，中国的建筑师们怎样才能在“享受新文化冲突”中，将建筑做出特色？
Dion：教育。显而易见，像中国这样发展的民族，最终也会有高水准的建筑教育水平。50年代起，我曾就读的密歇根大学有就有相当一大批的中国留学生，来这里读书立志成为工程师，他们改变了中国半个世纪的进程。但是当时的他们大多从事的还是修建而不是创造性的项目，完善教育系统成为中国快速发展十分迫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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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开：侠义赤胆刀剑客
采访时间：2013年 撰文：刘昕怡 图片：赖许竹
李永开：民俗学者、观念艺术家、收藏家、广告人。长期致力于刀剑甲胄、藏传密宗法器、漆器、民族服饰等传统技艺的研究和复兴工作。2011年与龚剑创立成都见地民艺传习研究院，他们力图建立一个中国古代刀剑甲胄的资料库，建立中国传统工艺的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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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开，快人快语，行事果决，让人想起马帮帮主，爽朗直接，不羁彪悍，性情中人。
他说，百年后的人们或因当下的影视小说作品揣测历史曾经，而那些张冠李戴的刀枪剑戟，令人失语；他说，现实是过去的未来，他渴望复刻一个冷兵器时代的风雨兴衰；他说，藏而不用视为恋物癖，建立中国传统工艺的标准识别系统，是他的使命。
天下大事舞剑识
自古以来对刀剑兵器的记载寥寥，出土文物中，也只有在夏商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有所见闻。这大概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兵器的禁忌，不允许民间私藏兵器盔甲，明清时代更是有轻则“杖五十流三千里”、重则灭门的惩罚。而无论时代如何更迭，在李永开眼中，人类的进化史就是战争史——猿猴学会制作工具，才标志着“变成人类”，制作工具的目的就是为了战争——获取更多的实物，保障生存。“国之大事，在祀于戎”，“戎”是冷兵器时代国家最重要的军事手段，历如同我们当下航天科技、原子弹等。兵戎不仅体现国家国力，兵器的质量好坏、华美程度、实用性杀伤力，承载着科学、美学和民族文化的艺术体现。
从李永开潜心复刻而成的刀光剑影中，想象在那遥远的冷兵器时代，那不言而喻的光辉和峥嵘岁月。战场上，人与兵器合体，似兄弟，视生命。如同象形字“胄”——“月”代表血肉之躯，“胄”指的就是一个人戴着头盔、英冠或者羽毛。当社会的体系结构发生变化，传统文化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变得分崩离析。我们执意要维系、恢复过去的状态，是不可能的。李永开理性地看待传统在当下的尴尬境遇：“如果你真的去体验传统生活，估计过上三个月你就要落荒而逃。我们很多传统是无法跟生活产生直接联系的，尤其是刀剑甲胄、金银器，它成本过高、不实用。我们现在接触最多的刀不过是水果刀和菜刀了。”
“毫无疑问，我现在做的都是无用之物。”李永凯自嘲道：“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有些东西必然从这块土地上永远地消失。不仅是中国，全世界企图现代化的任何一个地方，结局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西方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做这样的历史梳理。”李永开对刀剑甲胄之爱实属大爱，他痛心于那个回不去的年代，没有更多的资料文献留于世，整理收集时渺若尘埃；他疾首于当下“重利轻义”的文化体系——当我们谈起这块土地的文化时，没有完整的架构和记录，道听途说，错误参考。
“我们的皮肤血统，正如我们长期食用的东方稻米一样，是在特殊的语境和特有的文化氛围内，必然而然形成的。如果丧失传统，人便失去了根基，失去了身份认知，便无法追溯前世今生，”这是基于某种危机感和使命感，悉心研究中国民俗文化几十年的李永开，在2011年正式开始开展铸剑计划前，天南地北做了很多深入的研究，也私人收藏了很多价值不菲的老器物。有人觉得这是“收藏”，是在“玩”，李永开却不敢做得草率：“传统民艺的消亡是一种宿命，在这个死亡过程中，我希望它是有尊严、体面地死去。”李永开如是说，那沉浑的声调有着令人禁哑然的悲壮。
刀光剑影诉阶层
手握凤鸟纹汉环刀的青衣男子，面孔英俊，一撮精神的小胡子，头顶一个菩头，翩翩折袖，刀鞘在腰际隐约可见。李永开复刻的每一把刀剑，背后都蕴藏着一个阶层的故事：“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修养与价值观是根植于那些受到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的，比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他们有相应的精神需求。”
自古以来审美都是至上而下的体系。古人之所以选择某种生活方式，持有某种风格的器物，是有一个指导思想。李永开娓娓道来：“一个浸润儒家文化的书生，对人文主义对士大夫文化有所情结，可能会对丝竹产生浓厚兴趣。而南宋之后士大夫基本消失，明清时期对知识分子的严酷到了不堪入目的程度，宫廷党政尔虞我诈，腥风血雨。”士族审美的逐渐丧失，社会必然形成一种新的“耍法”——江南地区瞬间致富的巨贾。他们在有钱又得闲之时，开始“把玩”生活，他们偏爱精巧之美——在象牙片上刻字三千或在核桃上刻精致小人，穷其工本的细腻除却精湛的记忆，缺乏精神张力。
在汉朝冶铁技术突飞猛进时期，四川最著名的“钢铁老板”——司马相如的老丈人卓王孙，在四川大邑邛崃开山伐木，冶炼钢铁，搞得当地乌烟瘴气，乌云满布，惹得百姓连连上访告状。对钢铁的迫切，标志着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的快速过度和发展，那段可谓“奇迹”的探索期，让冶铁技术空前鼎盛。铁器的普及，依旧是从农具发展而来，而后才作为利器“如何杀人更快捷”不断升级。铁作为可制作刀剑弓弩的原料，也因此受到了严格的管制，同战国晚期大量铜器入库的命运如出一辙，铁器也成为民间的稀有物。
刀剑可以映射出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审美，以及人们当时的精神状态。李永开馆中一把复刻的“唐洒金朱漆龙缳首仪刀”，由两种铁制造而成。刃口所用铁含碳量少，软绵；刀口锋利坚硬，由高碳钢插入背脊软钢中，两者用软钢将其锻造为一体，非常科学有力。而清朝的“清朝地字一号太阿腰刀”装饰奢华精细，却在刀剑实用性的锻造工艺上大不如从前，从刀的宽窄即可看出其衰落的迹象。
天命使然论进化
一把刀剑的诞生，并非只是物理组合化学作用。这背后有精益求精的研究探索论证，运用精相学研究，对成分含量进行判定。不同时代的刀剑，使用功能不同，锻造、萃火、表面打磨等工序不尽相同。李永开以谨慎、谦卑、崇敬至诚惶诚恐的心情，每个环节都认真严谨，他希望自己更像一名学者——“没有创造，只是严格的恢复和复制，还原历史”。又岂能全然地“没有创造”，埋没于苍苍历史的刀剑甲胄，需要大量的资料文献、民俗佐证、各种民艺的融会贯通，在时光隧道中寻找到那些破碎的线索。
盛放干果的元朝纯银小碟，放在被子或袖笼里的香囊，贴着金片银片地铜镜，夹经书的朱漆木板……那些被复刻出来的精巧之物，让人看到古代体面人的精致生活。古代人的生活并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么不堪，反而很有品质。比起随处可见的爱马仕和LV，他们艺术融入生活的东西比我们多。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适用于当今的科学生活手段很先进，但是却没有支持这种手段的先进思想和哲学思想来支持它，我们当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价值的丧失。”李永开说自己是个悲观进化论者：“科学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吃得更好，但却不足以让我们活得更好。活法有很多种，不仅仅是吃喝拉撒的问题，还有精神需求、个人价值、对民族、对自由的思考。”
在崇尚物尽天择的进化论发展中，漫漫的刀剑史梳理过程中，李永开努力做一个客观的中立者，理性地看待人的利益和价值，他说：“任何信仰都必然影响我的价值观。”向善向恶都会背“记录”之道而驰。文明若有高下之分，在李永开心中，便是“文明之于人，之于人性的尊重”。
“我们每个人都将死去，在这个过程中，填饱肚子是低级而原始的动物标准，锦衣玉食也不过是物化的产物。人变得有价值是在于我们最终在这个世界上发出了怎样的声音，我们以什么姿态活着，我们做出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链接
- 汉刀、唐刀、日本刀的区别
汉刀简洁实用，设计感强。唐刀源于汉刀，风格大气，有杀伤力。日本刀严格承袭了汉唐刀的形式，日本的皇室不曾像中国那样“改朝换代”，铸造工艺一直有所传承，渐渐彻底发展定性为如今所见的样子。唐刀以直为特点，仔细看来，有一个向下的小弯，在砍切时会有一个微妙的弧形，用力方便，杀伤力强。汉刀下弯弧度略大，日本刀从中间向上翘。
- 日本东大寺正仓院
日本奈良东大寺内的正仓院，日本圣武天皇建于公元八世纪中期的奈良时代，是用来保管寺内财宝的仓库。收藏有服饰、家具、乐器、玩具、兵器等各式各样的宝物，总数约九千件之多，其中一半以上来自中国、朝鲜等国，最远有来自波斯的宝物。有一种说法甚至认为，“正仓院是丝绸之路的终点”。每到秋高气爽的十月，东大寺正仓院会有一次“晒宝”，选择部分传世之宝对开展出。日本是世界收藏唐朝传世文物最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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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的马，马勇的勇
采访时间：2013年 撰文_刘昕怡 图片_赖许竹 拍摄场地_新加坡成都和境马术俱乐部 特别鸣谢_赵翼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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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口，就晓得马勇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几听几听就晓得他从小就是个费头子。马勇，曾经是个“马疯子”，现在依旧是个热血马痴。十多年，马圈待久了，好马撇马都骑过，马背上绊狠过；十多年，一向牙尖嘴厉的他多了几分稳重把细，对马儿曾经奔腾式的狂热变成润物无声的大爱。不过，当你看到他的国画时，依旧会惊叹：如此跳攒的一个人肯定有多重人格，居然可以用那轻盈的墨笔把那花鸟虫鱼画得自有生趣。
缘启，也算青梅竹马了
马勇一出生就跟马结缘，这不仅因为他老汉儿（父亲）姓马，老汉儿爱画马，还因他外婆那阵子管着可以骑溜溜马的人民公园。从人民公园到望江公园，再从都江堰河滩到银厂沟景区，不管是初见时那匹瘦精精的矮马，还是公园长道上小快步奔跑的白马，或是景区里代步之用的工具马，幼儿园到初中，马勇童年和少年的美好时光，就是在这些出生黯淡、没啥品种的马背上乐颠乐颠地度过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温江开始赛马了，可把十七八岁的少年马勇激动得。当时赛马场的马大多属于单位或社会名流，普通百姓是“没资格”骑的。尽管如此，单是看马儿放肆奔跑的场景，足以让马勇的心火痒痒的了。狂热的爱马之情，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肆无忌惮地生长。大概两年后，就不准赛马了，可那些马、那些因为马场而存在的人怎么办？马场开始转型，变成租赁制，这也迎来了马勇正儿八经骑马的日子。二十元骑一圈，四百块骑一天，马勇就在那个时候骑着马儿去到了青白江、大邑、崇州、新津、青城山等周边地区。
“当时有谁专门训练你们？”问话还没说完，马勇放下手中的普洱茶壶，鼓瞪着眼大喇喇地插话：“教练，就是帮你牵下马的，跟你说下最最基本的东西，比如说‘起浪快步’，意思就是屁股和腰要随着马的起伏节奏去变化，才不会被腾到（弄疼）。当时年轻，胆子大，骑着骑着就会了。”虽然租马有诸多缺点，但是胜过眼巴巴的“望梅止渴”。这期间，马勇骑过各种马，性子急的、性子皮的，步伐大的、步伐小的，步子灵活的、步子笨拙的，嘴软的、嘴硬的……“但是还是不满足。”马勇的语气像一个嗜辣如命的人，嫌弃四川火锅的汤料还不够足。
在马勇二十多岁的时候，温江的马场出现了从新疆、昭苏等地引进的国产马，这些马的到来开启了人与马之间的新关系——寄养。两万至四万买一匹马，每月花六百块将它寄养在马场里（后来寄养管理费涨到一千五）。几年后，“骑、挂骑、跑、跳”等各种耍法（玩法）都被马勇耍尽（尝试过）了，当马勇他和他那帮马友实在找不到耍法，幼稚到拿着棒棒（杆子）在马背上互追互打时，纯血马进入中国，完全让这群“没见过市面”的马疯子惊呆了。
说到这，马勇停顿了一下，话锋一转：“骑马这么多年，我是我们这帮人摔得最轻，受伤最少的，现在也是胆子最小的。这些年，发生了太多事了。”几句话的起承转合间，不免有几分历经风雨不得不承认命的感觉，要知道，胆子不是一般大的马勇，也是真真实实在马背上感受过生死一线的“两茫茫”。
五圈，差点死在马背上
那天，二十多个朋友跟马勇一起在温江马场上，准备见识一下这批从香港赛马会退役后的纯血马，在艳羡好奇的众目下马勇骑上了自己的第一匹纯血马。一上马，马勇便察觉出这匹马的不同，他普及了当时自己并不知晓的一个常识：“我们当时是田园式的骑法，脚蹬放得比较长，腿可以自然下垂，要站起来或咋样都很方便。这匹马曾是竞技赛马，脚蹬很短，上马后脚是跪着的，身体得往前倾。”上马之后，马勇曲着脚正在想要不要把脚蹬放下来，周围的朋友也在好奇这个差异时，随行一位对这匹马略有知晓的人大喝了一声“GO”，马就激情澎湃地飞窜了出去。
“马一出去就加速了，当时我的状态也很兴奋，也没有制止它，我也想跑呀，而且我觉得我驾驭马的能力很强。拐过第二个弯道上直道时，我就晓得它速度有好快了，70码的样子。这种感觉，你可以把车开到七八十码，然后打开车门，将脑壳（头）撑（伸）出去试一哈（下）。马上下颠簸，第一圈还没得啥子，反正觉得很不适应。当我再骑到我朋友那里时，二十多个人一起高呼了他们才学会的一个词‘GO’，马又加速，一火色（一下子）就冲出去了，而那个时候我已经明显感受到我体力不支了：速度快到眼睛睁不开，我又戴了隐形眼镜，没戴风镜，没戴头盔，耳边全是风，他们好像在对我喊，我都听不到，只有风声。”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马勇绘声绘色的描述只能用“万马奔腾”来形容，视觉上不仅很具场景感，地道的成都口音加上他独特的句式，感同身受地再现马儿奔腾时“踏踏踏”的力度和耳边“轰隆隆”的风声。
用缰绳拉停对这匹烈马而言丝毫没用，与一般的马减速相反，这匹马伸长着脖子越跑越快。“就像明明踩的是刹车，却踩到了油门样。”马勇说：“再强壮的人，都不能与马相比，连续四五次，我的手就没力了，丁点儿（力）都发不出来。”因为脚跪着，马勇只能用腰将自己稳稳地控制在马上，当他一拐弯，看到朋友手拉手一排站在跑道上企图将马给拦住时，在马背上不知所措的马勇内心“还是感到比较高兴”。“结果那马还有至少五十米远的时候，狗日的，全部给我跑了。”马勇一边愤愤然，一边也特别理解：“他们再拦一下，可能有效果，可是如果马急停，我肯定飞出去。”
第三圈，跳马已经是唯一可以想到的选择。“我左右一看，都不敢跳，右边是酒杯那么大（尺寸确定）的钢管，马巴着（贴着）钢管在跑，左边一看，那个速度太快了。绊下去简直无法想象，断哪儿都有可能，说不定还有更可怕的事。”就在犹豫和判断中，第三圈就这么过去了。在接近五公里的第四圈，马勇发现了在当时看来有些奇怪的微妙现象：“它哗哗哗冲过去，每个弯道都会换腿，这就是专业运动员。我们跟刘翔都会跳障碍，但是刘翔的跑法和跳法跟我们一定是不一样的。以前骑的马是用本能在跑，这匹马可是香港经受过特殊训练的，背高一米七二的英纯血。”体力已近耗尽的马勇，很清楚自己再坚持一圈就只能听天由命了，他一边忍着身体的疼痛和乏力，脑中逃生的意识在不清晰地闪烁，他决定，即使跳马是唯一的选择，也得先将要腿解放出来。
“马也跑得累了，速度稍微慢点儿了，我找到一个点，撑着马的前鞍站起来，努力了好几次，我一哈（下）子就站起来了。我一站起来，马就停了。”
在速度赛马里面，为了0.1秒去冲锋，而这0.1秒背后代表着几百万上千万的巨额奖金，驯马师只会驯马冲，一旦冲过终点线，骑师一站起来，马就停了。“所以说，这匹马的刹车，不在缰绳那里。”每每想起这次经历，马勇都不禁后怕，他也因此学会了英国谚语：“人和马在一起发生事故，永远都是人的错。”
“我爱你，不等于我不打你。”
“后来跟老外学骑马，狗日的才发现啥子都不懂，以前没受过专业指导，纯粹是一个野人在骑，之后再也不那么也野气了。现在，对马的热恋实际上也过去了。”马勇骑马，渐渐到达了一个分水岭，2007年至今，他很少骑快马，却依旧参加相对更加剧烈的马球运动。这样的变化，不仅跟前后马背上的三次惊险奇遇有关，还因为自己纯血爱马“Tango（探戈）”的死亡。
“两年都在医治这匹马，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开玩笑：骑师都变成兽医了嗦（嗦，四川人常用的调侃语气词）。”几年再谈起此事，马勇的眼中依旧有难平的思念和感伤：“纯血马，大自然造物是没有这个品种的，两百多年的杂交它的基因已经很稳定，优缺点却十分明显：高大、结构好、速度奇快；性格敏感，身体某方面有缺陷，容易受伤。”
饲养纯血马是一种挑战，曾经说过不买马的马勇，在见到“威风”时，依旧心动了。这匹同他黄金时代一样桀骜不驯的英国纯血马，却有咬人的毛病，甚至在自己主人面前，也会做出后退一步要咬的动作。“‘威风’被骟之前，是不敢将它与其他马圈在一起的，见马打马，只有隔离起来单独养，‘威风’也因此很自闭。”马勇说：“打马也看主人，马场的人知道是我的马，莫得一个人敢动它！”
偶然的一次，荷兰弗里斯兰省来了一位受政府委派而来的驯马师，也就是那次，新加坡和境马场最“歪”（凶）的“威风”被狠狠地收拾了。“‘威风’一看到就要去咬，老外‘啪’就是一耳屎（耳光），打在嘴软的嘴巴上，‘威风’还要咬，‘啪’又是一耳屎（耳光），两三下就把它驯住了。”马勇喃喃地说，如同说起自己心爱的孩子：“那天我就下决定，‘威风’一定要这样（被训），不能再乱来了。”
“包括我的狗，一样是要打的，适度的。这并不等于你不爱它。”马勇爱动物，他爱得理性又热忱，他说：“人你不能去打，不管男人女人，我们是平等的，这是基本素质。但是动物不一样，你不能因为爱它，它就变成人了，很多，它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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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宁，山巅舞蹈的老顽童
采访时间：2013年 撰文_刘昕怡 图片_赖许竹
赛尔热·高宁 Serge Koenig
（时任）法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副领事，阿尔卑斯—四川山地旅游开发合作处法方总代表。曾担任了十七年的法国国立滑雪登山学校教练，并在位于巴黎的法国国家体育部担任了长达五年的顾问。现将毕生精力用于全球分享他在山地领域的知识和技能。
这个年过半百的法国男人，身材高挑，精神矍铄。他全身心享受着“不接地”的生活，在高山上飞檐走壁，在空中御风而行，在向上攀登的“never fall”和高空跳伞的“just fall”之间，将自己交付给大自然，自始自终自由、热情、创新、挑战。他说：“Take the nature as guide and you will never take the wrong road.”（循着大自然的指引，你便永远不会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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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在那里，美丽不可抗拒
小区门口“严禁攀爬”的牌子专为高宁而设，可他依旧匍匐在凹凸不平的岩壁上。他的眼在冷静地寻找，他的手在敏捷地探索，他踮着脚尖，他腰间蓄着力量，他身轻如燕。危险和担心？那是因为旁人对高处的未知、对尝试的恐惧、对束缚的屈服，他像个孩子般自信地笑着：“它是拦不住我的。”
1972年，14岁的高宁与伙伴一同攀登了家附近的一座山脉，对山难以名状的热情让他越来越痴迷这项不仅与重力对抗、更与精神较量的运动。高宁有8本厚厚的暗红色登山笔记，封面贴着他不同时期在路上的照片。随意翻开一页，工整的笔迹，图文并茂。从第一次登高到成为法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副领事，31年过去了，高宁数不清攀登过多少悬崖峭壁，透明胶布蒙上的照片也已经发黄，但穿越时光的一页页书笔绘画，呈现出一个山痴的精彩、执着、甚至有些常人不可理喻的生活轨迹。
那还是在少年高宁刚开始迷上攀登的时候，有一天，他的父亲很兴奋地对他说：“我给你找到工作了。”父亲的欣喜换来高宁坚定的拒绝：“不，我要登山。”
“为什么？”
“只因为那些山在那里，美丽且不可抗拒。”
如果不攀登，高宁或许会是一个画家，或许会效力于NGO，或许成为户外用品设计师。“但是攀岩给我的热情和满足是最令我着迷的。大山有时会以恢弘的气势来探问我们对世间法则的认识，它教人学会谦恭和明智。”少年高宁拒绝父亲介绍的工作，或者更早时，他灵魂里寄居的骄傲山鹰便已然苏醒。他的心紧紧贴着大地的脉搏，他呼吸着高海报上稀薄的氧气，感受山的神圣、敬仰，他一步一步欣喜地靠近，再一步步平静地归去。
极限两端，我的原生态生存
高宁“玩”得很“野”，仿佛只要跟“极限”相关的运动，他都涉足过，山地攀登、皮划艇漂流、俯冲、滑翔伞、滑雪、高空跳伞……图片中全副武装的他看起来总是那么小小的一点，一个侧面，一个背影，高宁就像那微小的一粒尘，任凭自己在自然的壮美中遨游。他并非为了征服这些运动，而是透过这些方式，去靠近、去触碰，去感知人类复杂的生活空间，去了解它们的强大和脆弱，去学会在原生态的环境中，生存的意义。
如果说攀登让高宁学会坚持和沉稳，那么高空跳伞让他懂得了释然和感恩。“在山壁上，我必须谨慎每一步，我不断告诉自己‘不要掉下去不要掉下去’跳伞则是一个无限坠落的过程。”在高宁形容这两项运动时，窗外恰好透来一缕阳光落在他的脸上，他淡淡的蓝灰色眼睛在熠熠闪光：“我便是在不断攀登和下坠的过程中，找到了与自己对话的方式。”
高宁对事对人清晰分明，不喜欢伪善，喜欢纯粹。当年在与法国政府合作时，他用减少一半薪水的条件换取了只做项目的单纯，他狡黠一笑：“我只做登山相关的项目，我不写政府报告。我们的合作一直很愉快。”当高宁形容自己的性格，除了写下“热情”外，还写了一个矛盾晦涩的词组——“慷慨和吝啬”。如果说做人像是端着一杯水，他认为要慷慨给予需要水的人，也不能浪费杯中的任何一滴。不禁想起李敖在《北京法源寺》中，借谭嗣同之口说出的一句话：“你不能全选全得，你有所取有所不取，有所不取就该坦然面对有所失，有所失就有所惜。”
高宁在成都的家，摆放着一些中国老什物，不太值钱，却让这个稍显陌生的环境多了几分温馨。对大山的浓浓热情，让高宁注定选择一条“大爱为先”的生命旅途。他每天都会跟女儿Pétra电话或短信，如小溪潺潺的温情就这么浸润在大山深处。高宁也宁愿做盘旋山巅的苍鹰，让灵魂始终保持着如赤子般的洁净和欢喜。
【对话】
《麓客》：第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
高宁：1981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和成都。我们乘坐一架旧式的螺旋桨飞机飞往拉萨，这架飞机起飞时摇晃得很厉害，首次在中国的游历唤醒了我真正意义上的冒险。
《麓客》：法国的山地旅游是一个怎样的状况？
高宁：山地旅游早在17世纪就已经在法国勃朗峰开始了。当今，欧洲经常来往山地的人数已多到难以置信。被命名为“世界山地运动之都”的霞慕尼山地变成了国际大都会，超过40个国籍的人曾选择在这里生活工作，每年接待450万游客，其中有250万会在这里短住。在任何季节，只要天气好，山谷每天都可以看到1万人步行，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去爬山。
《麓客》：您觉得四川的山地旅游同法国的霞慕尼山相比，有什么差距和不同？
高宁：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和罗纳-阿尔卑斯两个法国大区，在过去50年只是两个乡村大区，而今变成了法国最富足的大区中之一，它们也是全法数一数二的旅游目的地。四川有4条河流从大山流下，无疑是中国最具备潜力发展山区大规模观光旅游的地方之一。少数民族在山区生活，属于他们的传统和文化流传至今，这些传统是这片土地的灵魂、精神、历史的一部分。
《麓客》：攀岩看起来危险技术很高，在法国这项运动的普及率是怎样的？
高宁：在欧洲，我们无处不攀登，在悬崖岩壁、在户外或室内，在上学或者放假时的大桥上，甚至房子建筑面上。攀登是人类自然的天性，只要是孩子，都会攀墙、爬树、爬椅子……为什么我们不会想到要攀登珠穆朗玛峰呢？中国古人喜欢游历名山，为亲近大自然和为宗教信仰，攀岩同样可以成为“远足”的一种。
《麓客》：如何让更多的人接触攀岩，理解这项运动？
高宁：这就像我所在小区专门竖起“严禁攀爬”的牌子一样，击破脑海中对“危险”的设限是不容易的事。为什么危险，是因为不够了解。尝试体会这个冒险，尝试感受岩石缝隙间的脉动，是理解这项运动的第一步。体验型的良好口碑总是推广活动的最好方式。也因此，完善的技术和设备、保险设施、有职业监督者陪同且是激励大众去尝试的主要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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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秋林：如果世界上必须取缔一个“家”，那就是艺术家
采访时间：2019年 撰文：刘昕怡 图片：Dan Sandoval
2009年盛夏至秋初，千高原艺术空间。有这么一组白里泛黄混着细碎杂物看似粗砺的纸雕。它们或是脱离地心引力轻盈慵懒地“悬浮”，展示着某种令人捉摸不透的生命状态；或是将“我的三十年”中随时光更迭的七张脸直接赤裸地呈现，交织着总结式的诀别感和生活在别处的游离感。那日，参观的人不多，却少有的长久停伫，揣摩着这从汶川地震废墟中掏出来的破烂课本，是怎样避开现实的拘谨，蜕变成残存温度和记忆的艺术小人儿，生猛地撞击内心。
2011年惊蛰前夕，桐梓林德玛咖啡馆。一个戴着fedora风格小皮帽的瘦小女人站在门口，暗色调的朱砂红小西服上套着绒状微漾的黑色马甲，她的眼神穿过没有镜片的黑框大眼镜平和地望着街角。她站得很端正，两条很细的腿打得很直，踏上阶梯时才发现她很精神地踩着足有10厘米的高跟鞋。她就是陈秋林，2009年<<物之屏>>展览上那组轰动美国纸浆雕塑作品的创作者，3月19日A4当代艺术中心《欲——病理与凝视》展览中，唯一一位入展的女性艺术工作者。她前卫的潮人形象迅速替代了<<化装>>里的过分严肃和绚丽，<<溺水日记>>中的倔强和不安，网上照片的淡雅清爽以及视频采访中的少女式羞涩，甚至笔者有关TVB郭羡妮几分神似的笃自臆想。
我们在露台坐下，递给她从附近红旗超市里买的中南海5号，她随意地抽出一支，燃上。我提到她作品中与韩国导演金基德的某些相似性，城市间隔与内心隐喻的重叠、庞大历史流逝附着于卑微小人物身上的扭曲和抽离、浓郁的色彩与压抑背景冲撞出的诡谲视觉……城市变迁瞬息万变悄无声息地萌生，通过内心折射镜艺术手法的诠释，发出掷地有声的巨大声响。陈秋林如同孩童般一字一顿认真地说：“他（金基德）很会做故事，我经常做不出来故事。他的长镜头很慢，我的很快，也很难慢下来。”与金基德男人本性的残酷冷峻边缘相比，女性本源的柔软敏感，使陈秋林的作品表达显得更为随意和自我，这又让我想起了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
叫我艺术家像是在骂人
相比早期的作品，近几年陈秋林显得有些“清心寡欲”，多了几分用心斟酌的细腻。国外的市场日趋稳定，中国的市场也火热蓬勃发展，陈秋林却感到很害怕，怕作品太乱，怕自己太冲动。她说自己遇到了瓶颈，其实这是需要下定一个决心。
从学校学习的苏派美术转向在中国起步不久的当代艺术，创作初期也承袭了形式和观念上对西方当代艺术的盲目崇拜和很表面的借鉴。可是渐渐地，这种大同小异的“拿来主义”无法满足陈秋林对创作的本源追求，她对躁动的艺术氛围产生了质疑：“艺术不是一个idea，不是把一种东西局限在一个平面架上，不只是一个形式上的表达。”在地震废墟上捡起学生旧课本的那一刻起，她开始放慢脚步，她开始思考：“我是不是要做这个？”
这些年，陈秋林辗转各个城市，在国内外参展演讲。她如同突然窜起的华丽烟花，一只奔跑地过于激烈的豹子，在慢慢减速，她渴望变作一只优雅狡黠的野猫，她开始认真审视环绕身边的名利和诱惑，寻找游离与艺术间的契点，一个可以让她坚定走一辈子的契点。
发现、尝试和深思，寻得一种适己的方式去诠释。这便是她的创作逻辑。她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艺术的华丽高帽子之下，藏着怎样诚惶诚恐的尴尬现状。“艺术这行当，不是说一个作品做得多好多厉害，你就是一个艺术家。”她的目光里透着谨慎和坦率：“我从来不相信一件作品会怎样，我所喜欢的是一种，在很老很老的时候，被人说起，所有东西会连成一条线，形成一个概念。能坚持自己一辈子并产生这样强大力量的，才是艺术家。我挺害怕被人叫做艺术家，像是在骂人。我就是这么一个边缘的人，我做的都是我喜欢的事情。你会写字，你会种地，可我不会，我也只是在做人而已。”
如果世界上必须取缔一个“家”，那就是艺术家
陈秋林一直以一个谦卑的艺术实践者而自居，她一贯且永恒地关注着城市变迁。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骨子里带有的传统与现实的冲突，突如其来的境况和人的生活状态本身，总能引燃内心，激发她的表达欲和创作欲。以前拍片，径自萌发的第一感觉是直觉，很感性，有时候，完全是一种愤怒和怀念。可真正开始拍这些片子，带着很多情绪持续地做一件事情，拍过这些片子之后，陈秋林慢慢变得理智。
她恍然：艺术家不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人。
她甚至略显苍白地说：“我一直觉得艺术家在这个世界上，在整个社会分工中起到的作用是最小的。所谓做艺术和做文化的群体也真的太小了。这个世界上，不能少了经济学家、农业学家、科学家，太多太多的家，可是真的，这个世界上必须要取缔一个的话，那真的是艺术家。”
那我们不成了只有蛋清的鸡蛋，少了精神的内核？陈秋林的眼睛扑闪着冷静的光，化作看透红尘遁入空门的老者，毫不客气地给艺术判下了一个或许有救的终生监禁，还缓刑。一个好的演员、一个好作家，可以通过一部电影、一本书，从广泛大众更易接受的层面，影响到更多的人。可是倘若果真如此，世界上没有了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梵高的向日葵、齐白石的花鸟虫鱼……我们的精神世界少了块多么有力的多棱镜，本就迟钝的感知将如同陨石撞向地球的最后三秒前，急躁不安心灰意冷的惨淡。
即便如此微不足道，艺术也像一根纤细的银针，看似漫不经心，一旦触碰神经，痛感贯遍周身。“如此而言，我们这个社会，艺术家确实应该有，还应更具意义和责任。”这本该慷慨激扬的言辞轻描淡写地从陈秋林单薄的身体迸出时，没有一丝口号式的虚张声势，而像一壶炖了很久的中药，熬出令人久违的舒心苦香。
艺术置于城市的各种躁
2010年12月4日北京798长征空间举办台湾艺术家陈界仁先生在大陆的首个个展，作品《帝国边界Ⅰ&Ⅱ》。陈秋林给予了这位长辈兼友人很高的评价：台湾最好的艺术家。万众瞩目被人们臆想得光怪陆离的台湾艺术圈让陈秋林感到很意外，她喃喃式自语:“好奇怪，台湾不是这样的，却会出（像陈界仁）这样的艺术家。”
听得莫名其妙，陈秋林纠正了笔者关于“台湾的艺术空间开放些”的错觉。她言简意赅道：“恰恰是更窄，更紧。”台湾是简单的，地方小，整体上比大陆稳定，技术好，但是出于意识和地域文化等各种原因，台湾艺术家真的没办法跟大陆的相比，很多拘谨。大陆有很多优秀的艺术家，他们的艺术质量、概念等等做得非常好，这是真的。
当下，北京太燥，空气燥，人燥，心情燥，什么都燥。重庆也躁，跟北京不一样的躁。
国内目前的现象和市场，跟三十年前的台湾一模一样。那种躁，那种暴，是突然有了市场之后的躁。像一款手摇式爆米花机，轰隆隆地，整个袋子都极速膨胀起来。充斥的这些乱，慢慢会好起来，需要一个过程。这也是当代艺术进程的一种必然，一定得先出来，然后再慢慢收，慢慢调，慢慢理。
不少人总是虎视眈眈地打望着西方当代艺术的趋势和风向，伸长脖子等候着端倪露出的蛛丝马迹，风一吹草一动便若那憋气太久的潜水者，趋之若鹜地猛扑过去。陈秋林坦言，我们与国外的东西永远没办法像天线那样对接。我们观察到的是某个单项作品，没办法真正深刻了解其中文化的产生过程，经历了怎样关键的阶段和背后的故事。中国文化的断层固然很强烈，因为每次革命都是革文化的命，但正因为存在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历史条件下，它有它的好，永远都那么新鲜。
作品是内心的慢性解药
春节前夕，陈秋林从台湾回来，鲁明君同她说起这个叫《眼与心》的展览，关于精神和意识。在鲁明君详细陈述之前，陈秋林道出了一直囤在心里的一个结：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心理医生，帮我做一个心理分析。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定小毛病的，或许在某一方面。”陈秋林自顾自地说。
“你的想法跟我的主题真的很贴。”鲁明君自顾自地答。
就这么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句话，让陈秋林的自我设疑与鲁明君的策展主题不谋而合。后来，陈秋林与心理医生秦伟做了一次面对面的专业剖析，结果并非陈秋林所意料，却很有趣，她再次恍然：人跟人之间，不管怎么权威的专家，都没办法在第一时间了解到，甚至很微小的一部分。
“我发现我更像一个倾诉者，而我其实不是一个很喜欢说话的人。”眼前的陈秋林，头发似乎很短，开始甚至我惊异地以为帽子下是一颗低调而华丽的光头，直至从帽沿边晃见一小截干净精悍的发端，才猜想她是将头发高高束起。却还是使人想起《笑傲江湖》里令狐冲那个剃了光头的怡玲小师妹，特别的纯净和直率。她的眼里有说不出的淡定和透彻，似乎什么都看得很平和。可是源于矛盾的性格，她的作品总有萦绕不去的隐忍躁动，其实陈秋林本身便是敏感而不安的，以前是，现在是，一直都是。艺术与现实，工作与生活，内心与表达，她都努力追寻这一种平衡。很多时候她觉得自己不像是在做作品，所有的东西，都像是与生俱来的，只是在适当的时候，找到了适当的表达，就是在做自己。
将内心堆积的某些相似性极强的东西倒出来。艺术于陈秋林，如同很多人写博客、种花、自拍什么的一样，是某种情绪的载体、储蓄地。每当这种磁场极烈的感知在内心满溢之后，就小心翼翼地转移，进行一种实验性的控制，一旦落地便潜心酝酿着容器的新储蓄。
为了平衡生活与工作相对独立的纯净空间，陈秋林一开始便同算得上半个同行的男友说好：不要跟我谈工作，我们就实实在在地过日子。对她而言，生活更重要，而另外一部分，是一场内心与现实对峙的独角戏，是她自己的，可以肆意霸占夸张演绎任性决断缓慢处理……各种各类飘忽不定的意志和愿望就从这里开始。
难得的是，陈秋林内心自愈的慢性解药，通过艺术表达呈现出一种坚韧而温吞的社会共性。这些高度“加工”的现象，大家不一定能接受，却给予了最坚实的回应：质疑、理解和尊重。
双重否定的兔子会咬人
采访中陈秋林的语调始终有些散漫，像一台老式的宝丽来即显胶片相机，得候上一两秒，影像才逐渐清晰。虽然交谈尚为轻松，虽然陈秋林在内心与作品上更似一个倾诉者，她却自曝自己其实是个寡言少语的人，不可以没有障碍地跟人谈话，属于广场恐惧症和幽闭恐惧症的综合体。一个人待在小黑屋子会害怕（并不是怕鬼，陈秋林相信另一空间的存在，对未知事物产生害怕和好奇，但不认为那是鬼），与很多人共处一室，置身于很大的“场”中也会胆怯和不安。这个时候，她就会找个地方躲起来，关掉耳朵，不说话。所以很多时候你不会在展览开幕式上看到陈秋林，即使是她的个展。她乐呵呵地说：“要让别人找不到你其实也挺容易的。”那神情语调瞬即又像小捣蛋那般洋洋自得，让人又爱又恨。
叛逆是陈秋林的惯性轨迹，小时候便是“臭名昭著”的“匪头子”（调皮捣蛋）。长着一副极具欺骗性的柔弱安静的脸，怎么也学不会将锡箔纸做成耳环和项链来“装小姐”，一说到捉鱼捉鸟，小辫子便在撒野瞎跑中翘得老高。如同孙悟空有个紧箍咒一样，陈秋林有个毕业于中文系的严父，特别是放假，以免伤及无辜破坏其他小朋友及其家长的安宁，严父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的强硬手段，将小秋林关在家。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闭关修炼的小秋林翻起了屋子里堆积如山的厚厚书本，似懂非懂地读起来。
曾经朋友推荐了一个说是很厉害的星座专家，报过生辰之后，星座专家直接说这一辈子有两个时间她不算，陈秋林的就是其中一个。变数太大。陈秋林体内有一条完美的黄金分割线，特立独行与安分怀旧在体内互不干扰地静静发酵，酿就了她独特的矛盾性格。骨子里，她喜欢小国寡民，喜欢自然安静的生活，可又不可免俗地憧憬着高科技带来的新时代。她在纽约待的时间比较长，遇到在各自领域很顶尖的人，看到很炫很好的生活状态，她会由衷地感到“其实这样真好”。末了，她也会清醒地自嘲：人呐，真的很容易羡慕被人的生活，即使对别人的生活一无所知，看到的只是一张华丽的外衣。
北京上海成都重庆这样的大城市又有几个？可是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县城，那里有最平实朴拙的老百姓，那种才是真正的中国生活。2003年起，每年陈秋林都会跟这一群人，城乡发展交界边缘化的群体，并非一家一户，而是一个区域一群人。陈秋林花很长的时间泡在那里，如赤子亲近黄土地那般去靠近他们，去融入他们，去记录一种生命状态。今年她会同中国国家地理合作一个项目，依旧做县城。
回归很闲又可以做事的成都，并以此为创作基地，是性格使然，让陈秋林很安心。是的，陈秋林就是一只亦动亦静的兔子，但，是野养的，急了就会咬人。连她自己都笑嘻嘻地打趣说自己的朋友大都被她实打实地咬过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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